资料图：武直十直升机亮相珠海航展。(摄影：陈诚)

　　运20运输机放飞蓝天、歼15舰载机完美着舰、罗阳同志先进事迹感动中国、航空产品研制捷报频传、非航空产业快速发展、资本化运作硕果累累……近年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发展成绩显著，受到了国内外广泛关注。3月8日，应多家媒体邀请，中航工业董事长、党组书记林左鸣接受了《中华英才》杂志、《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财经界》和《中国航空报》等多家媒体的联合采访。

　　针对记者们关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中航工业重组整合、市场化改革、资本化运作以及航空工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等问题，林左鸣给出了深刻而生动的回答。

　　实体经济是“皮”，虚拟经济是“毛”

　　记者：经济危机之后，很多决策层和智囊都认为，虚拟经济可能会有很大危害性从而放缓资本运作速度，您怎么看待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平衡？

　　林左鸣：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各有利弊，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确是虚拟经济造成的。对于虚拟经济，如果不限制不规范，没有法律法规的约束，任其无节制发展，就会带来很多问题。现在很多大宗商品价格很高，如粮食、石油、能源等，很大程度上都是虚拟经济“炒”起来的。而实体经济同样有其危害性，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实体经济发展不规范对环境造成的糟蹋和破坏，比如去年冬天以来弥漫不散的雾霾，我们大家都有切身感受。所以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只要不规范运作和发展，都有危害。

　　除此之外，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还应该协调发展，才能实现价值最大化。我一直认为，实体经济是“皮”，虚拟经济是“毛”，皮革价值有限，羊毛价值也不高，而皮和毛都有的皮草，价值才是最好的。美国最近提出“再工业化”，事实上美国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比如波音飞机他们不可能不做，只不过完整的产业链不全在其本土。而它现在高喊重返制造业，最大的手段主要是通过虚拟经济来推动。可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是一对孪生兄弟。

　　我一直强调，股市也是民生，中央也提出要增加居民非财产性收入。我很看重股市，如果股市不行，中国的实体经济也难有希望。目前，很多小企业贷款很难，也是因为虚拟经济跟不上。我一直在研究广义虚拟经济，从对价值本身认识的变化来看，以前判定一个商品价值主要根据生理需求，现在则更多地根据心理需求。马克思提出劳动对象化、生活对象化，事实上，生活本身更能创造价值。就像现在的很多服务业，都是在生活过程中创造价值。因此，广义虚拟经济具有广阔的增值空间。

　　每一个企业家做企业时，第一件事就是考虑资金问题，如何通过融资推动企业做强做大，而金融市场正是企业融资的重要市场。同时，企业还必须考虑金融市场出现问题时如何保全自身，我认为规避金融危机最好的出路就是适度多元化发展。前些年，西方国家一直忽悠中国搞专业化，国外有些金融公司还专门派出强大阵容游说有关部委，让中央企业专业化发展。但事实上，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最先倒下的往往是专业化企业，包括柯达这样的百年老店。而海尔集团之所以能够在激烈竞争的家电行业中挺过来，是有其他多元的业务助了一臂之力；联想集团没有只死守电脑不放，拓展了一些甚至与电子产业毫不相干的产业，形成造血机制，也顺利渡过难关。

　　记者：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工业，或者说对中国航空工业有多大影响？

　　林左鸣：金融危机必然对实体经济带来影响，因为两者是皮和毛的关系。加上为了减少危机的影响，各国对金融市场采取了一些强制措施，也导致实体经济缺乏资金血液。但美国采取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欧洲、日本也竞相效仿，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使这次危机并没有对全球制造业造成毁灭性打击。但我国面临的困难不全是金融危机传导的，主要还是自身发展问题。这些年，我们作为世界工厂，盲目追求经济增长造成产能过高、质量较低，而内需没有形成支撑，一旦外部市场疲软，我们很快就出问题。

　　所以，我们还是应该从自身入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靠标准化、大批量、大规模生产支撑经济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何推动内部消费、增加内需市场是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而解决这个问题恐怕要从第三次工业革命找出路，必须通过创新产品功能扩大内需市场。比如手机产品，诺基亚手机很结实，如果只满足打电话和发短信，谁都会选它。但苹果公司更智能化的手机出现以后，带来了一系列创新，极大地满足了消费者的心理需求，颠覆了传统手机产业，创造了巨大价值。所以中国的制造业必须尽快创新花色品种、提高产品功能、打造卓越品牌、吸引市场消费，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对出口的依赖，打开国内市场，找到发展的出路。

　　记者：中航工业旗下的风电等新能源产业，从目前看整体市场不好，且可能在未来几年之内都不会太好，对此中航工业会采取哪些手段措施？

　　林左鸣：当前，国内新能源产业市场整体不好，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短期内我们还能依靠化石能源持续发展，整个社会的眼光还没有看得那么长远；二是新能源技术本身还不够成熟，能量转换率等各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从长远、可持续、生态发展的角度看，太阳能、地热、风能、潮汐、植物废弃物余热等能源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毕竟不可再生，新能源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而且，低碳发展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就算目前市场不景气、效益不好，但从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要做。

　　近五年改革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

　　记者：中航工业这几年的发展步伐很快，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您认为在企业发展中有哪些经验或体会值得总结？

　　林左鸣：2008年，国家推进航空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将两个航空工业集团整合成为一个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发展的中航工业，并组建了中国商用飞机公司作为C919大型客机的研制责任主体，中航工业成为中国商飞研制大型客机的主供应商。

　　中航工业的这一变革符合全球高科技产业化发展的趋势。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航空高科技产业都在不断加大整合集成。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美国从当初的50个主要军工供应商，合并为5个高度集中的跨军种、跨平台的军备体系供应服务主承包商，他们通过“全产业链与全价值链集约化经营”，形成强大的研发集成实力和全球竞争力。而且股权也出现很大变化，其国家性质的机构在整合中成为了各大产业集团的大股东，使美国军工企业变成了准国有企业，这正是军工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全球性趋势。

　　中航工业重组整合启动后即面临着全球出现金融危机，给我们的改革带来巨大挑战：一方面要通过整合理顺内部的管理关系，转变体制机制；另一方面还要应对金融危机带来市场滑坡的挑战。但几年来我们齐心协力、团结奋进，改革发展取得了很好成绩。我认为，成绩的取得，主要有以下几条经验：

　　第一，坚持市场化改革不动摇。中航工业重组成立后，全面实施“两融、三新、五化、万亿”的发展战略，其中“五化”(市场化改革、专业化整合、资本化运作、国际化开拓、产业化发展)的第一条就是市场化改革，这对推进中航工业逆势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国有企业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还有“吃大锅饭”的传统，这一传统在军工企业尤为突出。我们的改革能否成功，关键就是能否坚持市场化取向，能否对为企业发展做出贡献的人进行有效激励，这关系到企业能否甩掉“吃大锅饭”的帽子，从而走上符合市场规律的发展道路。近五年来，我们以市场化为原则，建立母子公司管理架构，推进子公司专业化整合，加快整体上市，目的就是最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改革过程中，无论是内部的管理变革、员工激励，还是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我们都按照市场化取向来推进，这方面我们坚持得很好。

　　现在看来，这几年我们推进改革发展采取的很多措施，都符合党的十七大、十八大精神。譬如扩大内需，整合后我们最大的亏损户是汽车业务，因为正好碰上国内家用汽车市场竞争激烈，且我们品牌竞争力还不够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通过一些特殊政策鼓励职工购买，我自己也带头买。当然后来我们的汽车产业剥离出去了，但这个措施在当时收到了不错的效果，也符合国家扩大内需的政策。

　　第二，把企业打造成学习型组织。目前，中航工业拥有员工50万人，要管理好如此庞大的队伍并不容易。企业的组织管理是一个熵增的过程，必须不断注入新的能量，使之保持积极的发展状态。我认为最重要的管理是思想管理，就是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通过建设学习型组织来推动企业发展。主要加强两方面工作：

　　一是企业高管带头学习。我们要求集团的高管人员要带头做学问，鼓励研究问题、著书立说。我自己也在工作之余对广义虚拟经济等学科进行研究，其他党组成员也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集团很多高管人员经常发表文章，或出版著作，有些成果水平很高。

　　二是重视企业内部培训。我们专门成立中航大学作为内部培训的平台，每年都要进行4000多人次的培训。每年春节过后，我们都要把全集团高管集中起来，请著名的专家教授针对经济发展形势培训3~4天，不断提高和统一管理层的思想认识。更重要的是，对年轻的干部职工组织多场次、全方位、高强度的培训，打造学习型组织，提升团队的能力和素质。

　　第三，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双轮驱动。近些年，我们的航空主业发展得很好。航空产业发展得好主要表现有两种情况，一是技术水平和经济规模同步提升，二是规模增长不是很快，但技术水平大幅提升。近五年来，我们的航空军品订单基本维持稳定，民用航空订单有所增加但不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把技术水平大幅提升，实属不易。总结起来，主要得益于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双轮驱动。

　　管理创新主要抓信息化与工业化相结合。只要有企业做得好，我们就迅速组织现场工作会，在全行业推广学习。现在我们的信息化水平在国内制造业中首屈一指，很多飞机设计完全是全三维的、虚拟现实的仿真模式，波音787、空客A380的设计也不过如此。

　　在推动新技术应用方面，我们也下了很大功夫。歼15舰载机、运20运输机等产品都是我们自主创新的成果，突破了一大批关键技术。同时，对于一些前沿技术，我们也在积极探索，并取得了可喜成果。比如3D打印技术，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突破，并在部分型号研制中实现初步应用。

　　第四，航空产业与非航空产业互动发展。由于航空主业订单增长有限，不能形成足够的利润来支撑高额的研发投入，以实现技术水平的提高、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因此，我们通过发展非航空产业来反哺航空产业，同时，航空技术又能回过头来支持非航空产业加快创新。

　　譬如，我们有一家企业的医用、家用制氧机做得非常好，其采用的是第三代飞机才开始使用的分子筛制氧技术，我们很快将这种技术转移到民用制氧领域并取得市场成功。非航空产业发展取得的利润，包括资金头寸，又可以支持航空产业发展。我们有一型新飞机完全是自筹几十亿资金研制的，如果只是靠军品收入，需要将销售总额的10%投进去，显然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必须靠其他产业发展形成的利润，利用金融杠杆来撬动航空产业发展。航空技术发展后，又能转移到民用领域。一般国际经验表明，航空技术对非航空产业发展的带动比高达1∶15，按照这个指标衡量，我们的差距还很大。但国外优秀航空企业都按照这个目标来发展，实现航空产业与非航空产业协调发展，良性互动。

　　必须培养一批体现综合国力的大型跨国公司

　　记者：有人认为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特别是在汉唐时期是非常强悍的民族，可是现在却有些软弱。作为大企业的掌门人，您认为现在我们的民族性格是否需要注入一些新的活力？

　　林左鸣：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血气方刚的民族，从古到今都没有变。历史上我们曾经很辉煌，对于外族可以容许其成为自己的藩属国，但绝不容忍其跟自己叫板。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我们科技落后，导致综合实力难以与西方大国匹敌，但并不代表我们丧失民族气节。历史上我们在汉朝时很强大，但有一段时间与匈奴打仗很吃力，因为大汉铸的铁不如匈奴的铁好，这与科技水平乃至综合国力有关系。近代以来我们科技和国力逐步衰退，所以落后挨打就成了必然。

　　虽然我们目前的科技水平与西方国家有一定差距，但我国的综合国力已经大幅提升，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所以，如果非要在我们的性格中注入一些新的活力，那就是增强自信和进一步转变观念。我们的科技不够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思想观念不够解放。最近美国人在热论第三次工业革命，但类似的思潮要在国内形成就比较困难，主流意识未必认可和推荐。因此，我们当前要做的：第一，加快发展，提高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第二转变观念，彻底解放思想；第三，增强民族自信心，在参与全球竞争中即便不是为了“秀肌肉”，也要学会并敢于亮剑。

　　记者：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都提到了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您当选中央委员后，第一时间发表感言：“借助十八大的东风，希望把建设跨国公司的步子迈得更大一些”，其中“步子迈得更大一些”有什么内涵？

　　林左鸣：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培养一批大型跨国公司。上世纪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举世瞩目，但发展到今天，能够真正挤进发达国家(地区)行列的只有韩国。我国台湾地区当时的能力不在韩国之下，但今天与韩国相比差距很大。原因当然有很多，但从企业的角度来分析，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韩国坚持发展大型跨国公司，形成了三星、现代等多元化大型产业集团；而台湾则接受了西方建议，企业走专业化发展道路，最终沦落为西方大型跨国公司的配套和代工企业，不具备核心竞争能力。

　　因此，要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宏伟目标，我们必须发展一批能够体现综合国力的、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这样的公司必须具备两方面能力：

　　一是要有管理和技术的创新能力。实际上大企业的创新能力很差，在西方国家也是如此。像GE这样的大型跨国公司，很多新技术都不是它做的，而是一些小企业把技术创新做出来后，缺乏进一步发展的资金和品牌影响力，GE公司就将其并购过来，注入资金和品牌，将其做强做大。它们就是通过不断买进朝阳产业，注入资本和品牌，做到日薄西山时又把它卖掉，以保持企业持续创新的能力。

　　二是要有强大的资本运作能力。我们的企业必须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加快推进上市。中国企业最薄弱的就是资本化运作能力。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在全世界面临的竞争对手主要是上市公司。美国上市的大型军工企业，既有白宫和五角大楼的支持，又有华尔街支持，形成了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支撑，对发展非常有利。而我们尽管有政府支持，但在资本市场放不开手脚，极大地制约了企业发展。西方军工企业一个世纪来的演变发展证明，只有这条路才能助推军工企业发展，使军工企业成为能够体现大国核心竞争力、提升综合国力的重要支撑。

　　“把步子迈得更大一些”，就是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推进主要业务上市，做到既利用政府支持的积极性，又利用资本市场的积极性。特别是对于那些具有技术创新能力的民营企业，我们必须通过资本运作将其纳入进来，注入资本和品牌，推动其快速发展。带动民营企业发展也是落实公有制经济多种实现形式的重要渠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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