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微敖 北京报道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370航班的下落，迄至3月10日晚间，仍没有明确的进展。对于是否是恐怖袭击的猜测和分析，则一直未有消除。

　　而提到针对民航的恐怖袭击事件，公众最为熟悉的，在国外，是2001年的美国“9·11”；在国内，则是2012年6月29日，新疆和田飞往乌鲁木齐的天津航空GS7554航班劫机与反劫机案。

　　实际上，以反劫机、反炸机为主要内容的航空安保工作，是自民航诞生以来，全世界都要面对、且要永远面对的最重要课题之一。

　　在2011年6月，中国民用航空局(下称中国民航局)副局长李健曾介绍说，在中国专门从事民航安保的队伍，已达到4万多人的规模。

　　这样的机构是如何而来，怎样运作，又曾发生过和面临着怎样的挑战？

　　地面安保的“台前幕后”

　　数位来自中国民航系统及安全部门的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说，民航的安全保卫，是一张“从地面到空中”的立体防护网，强调“预防为主”，其中最主要的工作，在地面阶段就要完成。“起飞后的安保，是最后一道防线了，那时再出状况，意味着事件已经进入最危险的阶段。”

　　地面安保的“台前”，由各机场安检机构、机场警方等部门承担，内容不仅是大家日常所见的对乘客及货物的安全检查，也包括对机场设施、起飞前的飞机等的安全检查和保卫。

　　在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民航隶属于空军，安保工作由空军负责。当时，从事民航安全保卫工作的人员只有70多名。

　　1981年4月1日，中国开始对国际航班实施安全检查；同年11月1日，开始对国内航班实施安全检查。

　　从1978年至2002年，中国各民航机场，主要归于国家民航总局(即今天的中国民用航空局)，安保工作也由民航系统自己承担。

　　2002年3月3日，《国务院关于印发民航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即国务院2002年6号文)正式下发，民航总局直接管理的机场，陆续下放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并将资产、负债和人员一并划转。

　　除机场安检的职能划归地方外；机场公安机关，也随所在机场一同移交地方政府管理。

　　地面安保的“幕后”——重要的参与者，即是情报部门，“因为最好的情况，就是事先获得情报，防范于未然”。一位民航安保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他同时介绍说，这里的情报部门，除地方政府的安全部门、公安部门外，有时候，军方的情报系统也参与进来。

　　中国民航局公安局同样有一项重要职责，就是“负责开展情报信息工作，决定和发布预警等级”，具体由该局情报信息处来承担。

　　2012年7月，在新疆和田“6·29”反劫机案后，中国民航局局长李家祥曾对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内的部分媒体从业者，手指中国民航局公安局局长宋胜利介绍，“宋局长所在的民航公安局，是中国民航局里转发、下发文件信息最多的一个部门。”

　　这里所指的文件信息，相当一部分就是情报信息。

　　航班上的安保员或空警配备

　　等到飞机起飞，这时的空中安保，正如普通公众日常坐飞机时所见，主要就由机舱内的安保人员来承担。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最早在民航班机上派出安全人员是1973年，当时在国际航班上设置了专职负责安全保卫的“航空安全员”；1982年，在国内主要干线航班上增配安全员；1983年，将机上安全员工作改由武警承担；1987年，国务院再次批准民航组建航空安全员队伍。

　　2001年美国“9·11”事件后，全世界的民航安全提升到更高的要求。从2002年开始，中国开始组建专职的空中警察队伍。2003年10月1日，中国第一批空中警察正式上岗，隶属于中国民航局公安局的“空中警察总队”。

　　目前，中国民航局公安局是中国民用航空局12个内设机构之一，行政级别为副司局级，列入公安部序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公安部双重领导，党政工作以中国民用航空局领导为主，公安业务工作以公安部领导为主。

　　数位中国国内航空公司的安保人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目前国内航班上的安保人员，有的属于“空中警察”，有的只是航空公司自聘的“安全员”。

　　“每架民航客机上，一般配备2-3名安保人员，特殊时间、特殊航段，可能更多。有‘空警’，也有‘安全员’。我们有的穿制服，有的就是便装；待的位置，有相对固定的，也有视情况随机而坐。具体的人数及位置，是保密的。”

　　航空公司自聘的安全员，也可能成为“空警”。2012年6月29日的和田反劫机案后，中国民航局的表彰奖励措施之一，就是将当时在GS7554航班上的两位天津航空公司安全员杜岳峰、徐洋，录用为空中警察。

　　国内外民航反恐战

　　以劫机、炸机为主要目的的民航恐怖事件，至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即已出现。

　　1970年代开始，世界范围内，劫机事件频发，惨案亦不断，机场安保升级，专事处置此类事件的特种部队也在美国、德国、以色列等地组建。

　　“洛克比空难”、“9·11”事件，为世人耳熟能详。“9·11”之后，尽管世界各国对于恐怖主义势力的打击力度空前加大；但针对民航的恐怖袭击图谋，并未中断。

　　2006年8月，英国抓获8名预谋实施对民航飞机爆炸的嫌疑人。这8人都出生在英国，计划对英国伦敦希思罗机场飞往美国和加拿大的18个航班同时实施袭击。他们设想的方式，是使用饮料将液化的过氧氢化物炸弹原料带进机场。所幸，在他们实施前几天，英国警方将他们抓获。

　　2009年12月25日，一名尼日利亚男子，在一架从荷兰阿姆斯特丹飞至美国底特律的航班上引爆小型爆炸装置，所幸该装置失灵，只造成数人轻伤，航班最终安全降落。美国随后将此事件定义为恐怖袭击。

　　2010年10月29日，英国警方在一架从也门飞往美国、经停英国的货机上发现一个可疑包裹。随后证实，这是一个爆炸物，目标很可能是该架飞机。

　　俄罗斯也在2011年1月24日，遭遇了航空领域的恐怖袭击。不过该次袭击是针对莫斯科南部的多莫杰多沃机场，进行的自杀式爆炸。爆炸导致35人死亡，近200人受伤。

　　在中国内地，第一起劫机事件，发生在1977年6月16日。湖北省某会计张楚云以手枪、手榴弹和爆炸装置相威胁，企图劫持乌鲁木齐至哈密的303号客机逃亡境外。机组人员机智地与歹徒周旋。在飞机临近降落时，歹徒跳窗逃跑而被摔死。反劫机成功。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发生多起劫机案件，且劫机目的地多是要求去中国台湾。最严重的一起，是在1990年10月2日，劫机犯蒋晓峰劫持厦门至广州的波音737飞机要求去往台湾，结果该架飞机最后失控偏离跑道，撞到停机坪上另外两架客机，酿成了128人死亡、53人受伤、3架飞机损毁的悲剧。

　　进入21世纪，公开报道的中国严重劫机案，其一是2012年6月29日的和田反劫机案；其二，是在2008年3月7日，北京奥运会前夕，南航从乌鲁木齐飞往北京的CZ6901航班上，乘务员敏锐地嗅到一名从卫生间出来的少数民族女青年身上的特殊味道，对卫生间检查后发现是一个可乐罐。随后空警检查认定这是一个经过伪装的燃烧装置，并迅速对这名女青年进行控制和搜查，且将其两名同伙控制。飞机紧急迫降成功。事后侦查证实，这是一起恐怖组织为破坏奥运会而预谋实施的自杀式行动。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民航部门还了解到，近几年来，中国各地机场在安检中，还发现过多起违规藏匿或夹带危险物品的案例，一些案例有非常明显的犯罪嫌疑，或事后查证确为预谋劫机。

　　最典型的是2011年8月7日，三名维吾尔族青年男子扮成拄着拐杖的伤病乘客，试图袭击当晚23时35分由乌鲁木齐飞往库尔勒的南航CZ6671航班。幸运的是，机场安检人员在他们腿上的石膏中发现了藏匿的砍刀。

　　在随身携带的拐杖中藏匿刀具，乃至在饮水杯里藏匿匕首等行为，这几年在一些机场屡有发现；同时还发现有纳米陶瓷刀等制成的危险刀具。各式各样的打火机或引火装置，如皮带扣式、汽车钥匙式、口红式、手机式、奥运火炬式、钢笔式、打火机与刀具一体式，在安检时也被多次查出，还有其他危险品如电击器、防狼喷雾剂、硫磺粉等易燃物。

　　女性利用自身特殊生理条件，夹带危险物品的案例，也不鲜见。

　　2011年至2012年上半年，安检人员在喀什机场、和田机场等处，就发现了数起少数民族女性在自己的胸部藏匿刀具、打火机等行为。

　　2011年6月，中国民航局副局长李健曾介绍说，在此之前，中国民航系统在空中一共挫败了近40起劫持和破坏事件。

　　科技与境外新挑战

　　反恐手段很重要的方面，也依赖于科技的进步。实际上这是一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过程。

　　李健说，中国的民航安全保卫系统，从简易的X光机、安全门和手持金属探测器，到大型货物安全检查仪、CTX检查仪、液体探测仪和痕量爆炸物探测器，高速安全检查信息系统，均已配备。防爆干扰仪、防核化生生化设备，也已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就大量投入使用。

　　不过，在境外，国际恐怖势力近年来也“研发”出各类新型爆炸物，其中威胁较大的如“人体内置炸弹”——即通过“隆胸”“提臀”等外科手术，在人体植入PENT(季戊四醇四硝酸酯)等高效炸弹。

　　这种犯罪手段，即使是能够全面扫描人体的“裸体安检仪”，也难以发现，只有更多依赖事先的情报线索，美国及英国均提前阻止过类似案例。

　　宋胜利曾在回答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就此的提问时称，中国民航安保系统，一直在跟踪关注国际上出现的新型作案工具或手段信息，不过基于安全考虑因素，具体细节不能透露。  

　　而数位航空及安全领域的从业者，则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中国国内的航空安全，主导权还能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针对境外的中国目标，如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或者飞往中国的飞机，发动恐怖袭击，则是更加艰巨、复杂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