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议

　　航空救援要有牵头部门

　　“国家航空救援系统建立已有动作，但我们对进展不满意。”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冯培德带来有关”低空开放”的提案，“航空救援要发展，离不开低空开放。”

　　“离不开低空开放”

　　2009年“两会”期间，27位院士联名提出“关于建设国家航空应急救援体系的建议”，多位中央领导做出批示，指示有关部门研究、规划和部署。

　　2010年“两会”上，相关代表委员再次提出“建设国家航空应急救援体系”。

　　身为政协委员的冯培德院士参与上述两次提议。前日，冯培德表示，今年的“两会”中，他的提案内容还与“航空救援”相关，是关于低空开放的，“航空救援要发展，离不开低空开放。”

　　最大问题是机构缺失

　　冯培德认为，我国目前航空救援体系建设中最大问题就是机构缺失。

　　现有救援力量分散在交通运输部、国家林业局、卫生部等部门，“资源无法形成统一合力。”冯培德说，条块分割的航空应急救援体系不利于资源共享。航空应急救援体系专业性强，航空救援涉及发改委、减灾委、公安部、民航局、民政局等部门，缺乏一个单位来进行协调统筹。

　　冯培德说，航空救援很有前景，谁牵头来做起来，是目前首先需要解决的。

　　救援要与服务结合

　　冯培德认为，建立航空救援，特别是直升机救援体系，需要将救援体系与服务体系结合。

　　他介绍，服务体系是指为国民经济服务，比如电网公司利用直升机进行电力巡线，还有一些农业公司专门能利用直升机喷洒农药等作业。

　　他认为，直升机建立停机坪、培养飞行员等成本都很高。如何让这些直升机公司发展壮大，平时能为经济服务，遇到灾害时又能统一利用；公益与商业的运营模式如何结合；这些问题到现在还是模糊不清。

　　■ 调查

　　医院荒废的停机坪

　　冯培德委员介绍，航空救援，特别是直升机救援，可广泛应用于城市急救和救援。

　　记者调查发现，北京多家医院为接轨“航空救援”，投入巨资建有停机坪，但目前都处于荒废状态。

　　一个圆形的混凝土平台，像“一顶帽子”，戴在北京友谊医院急诊楼9层楼顶。

　　这是一个封锁着的停机坪，周围栏杆上的油漆已开始脱落。

　　北京友谊医院的工作人员介绍，该停机坪当初设计是急救飞机落在顶层停机坪上后，患者可通过与医院电梯相连的通道，直接被送入急救室。原本为奥运时转运病人专门设计建设，但从2004年8月建成，停机坪从来没有投入使用。

　　据媒体报道，同仁医院亦庄新院区大楼西侧的平地上，有一块圆形空场，没有任何标志。这块空地与医院急诊室相连，规划就是停机坪。北京急救中心的停机坪更早，1988年规划设计，建成至今从未使用。

　　据了解，北京市多家大医院都建成或筹建了停机坪，但都在静静等待不知何时能来的救援飞机。

　　■ 对话

　　航空救援体系北京势在必行

　　【对话人物】

　　李宗浩

　　中国医学救援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国内最早提倡建立航空救援。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航空救援？

　　李宗浩：时间就是生命，急救就是抢时间。我在欧美做过一些调研。早在上世纪70年代，德国有过一个报告，拿车祸来说，发生车祸20至25分钟内，是黄金救援时间。如果超过这个时间，伤者的死残发生率大大提高。城市拥堵严重，车祸发生20至25分钟，救护车都能赶到吗？这个时候，航空救援就显得很重要。

　　新京报：有人认为航空救援是赶时髦？

　　李宗浩：对此感到十分遗憾，怎么能这样认为呢？三十年来，我对多个欧美国家的空中救护体系进行考察，并参与医学实践。作为大型城市北京，容易发生各种意外与突发事件，交通问题更成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软肋”，同时北京又处于地震活动带。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航空救援体系势在必行。北京应该尽快认真研究航空救援这一课题了。我做政协委员时，提了好几次提案。

　　新京报：国外是如何设计航空救援的？

　　李宗浩：我对德国进行过较全面考察。在德国的地图上，全境分布了53个航空救援站，每个站都配有直升机。德国版图上的任何一点，离最近的救援站，不超过15分钟的直升机航程。平均每架一年飞1110架次以上，每天3至4次。航空救援机并不是在直升机上放个担架和急救包那么简单。专业救援直升机上的医疗抢救设备和药品敷料等配备均有标准，心电监护除颤仪器、氧气瓶等每个设备都有固定的位置，还有适于空中飞行的担架，可以将脊柱骨折等危重患者牢牢固定，不会受到震动带来的二次伤害。空中救护人员都需要经过专业培训，特别要能适应高空作业。

　　新京报：目前，国内航空救援发展到什么程度？

　　李宗浩：如今空中医学救援在我国仍然是空白，为此我感受到危机。如果遇上交通严重堵塞，尤其发生重大灾难，没有航空救援真是难以想象，对此我心急如焚。

　　本报记者 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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